1997年他加入意大利国藉，成为意大利超前卫艺术的代表画家，2005年回到中国发展，一路走来，高炀见证过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历程，也为着心中的现代艺术理想，奔走西方，在西方的学习、思考与生活的历练中，不断明确自己的艺术态度。

　　当问高炀为什么对头像感兴趣并画了这么多头像时，他的回答是，在欧洲区分国族的外在标准就是一个人的头和脸部，同时画头像就像是自己写记日记一样。显然，头像的创作与他在欧洲生活的经历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即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讨论的身份建构问题；把头像视为日记，是高炀想把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一瞬间的真实感受、理解、领悟、心境的细微变化和差异，表现在绘画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高炀大量重复性地创作头像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头像在艺术家看来，就是记录并再现了其精神追求过程中的种种心里路程，而这种精神追求同样反映在高炀对抽象和表现主义绘画语言的执着和偏爱中。

　　高炀对抽象艺术的执着和偏爱，既体现在他具体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他对绘画语言的开拓和创新中。对于曾对他有过重大影响的画家德库宁、巴塞利滋、意大利3C（库奇，基亚和克莱门特），高炀依然推崇备至，但在具体创作过程里，开始放弃画笔和刮刀，更多的时候直接用手将颜料涂抹在画面上，因为这种方法更直接和随心所至地表现画家不同过任何介质所要表达的任何东西。

《欧洲巡展作品》系列

　　高炀的绘画中，特别是头像，总有某种笔触的张力和破坏力并置共存的特征，这固然是对西方抽象表现大师的继承，但把这一现象置于后结构和后殖民理论语境中考察，不难发现这与他的特殊身份——散居族裔（diaspora），有着密切关系。散居族裔是指漂泊海外，远离自己生长的文化社会环境，其文化身份的构成，是杂交性（hybridity）、多元性、矛盾性，其使用和挪用来建构文化身份的文化资源的特点，又是分散的、碎片式、非统一和完整的。这种散居族裔身份的文化特征，恰恰也在高炀的头像作品中有着具体的表现，头像中那些粗旷的笔触和色块，似乎在破坏和颠覆本来就十分模糊的头像，使观者完全无法看到一个身份清晰，完整和统一的头像。

　　在高炀赞赏和推崇西方抽象表现大师的同时，特别是波洛克的泼洒技巧，他又对北宋时期山水大师范宽的不露痕迹地达致“随心所欲”的效果表现出强烈的憧憬。他不再追问艺术是什么这类形而上学式的问题，完全放弃了构图和色彩的美丽效果，只关注绘画语言本身，但同时又视头像画是自己的日记，是自我表现和追问的一种方式。

　　我画了很多我自己的“脸”，我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期很在意自己的这张脸，画脸已经成为一种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是我绘画语言的一个符号。我的作品强调的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信息。我现在画画尽力剔除一些熟悉的东西，理性地接受些新的可能曾经排斥的绘画语言。——高炀

《天使在都灵》系列

　　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停留在留辫子的清朝时期，或是改革开放前，他们认为中国只喝茶，不喝咖啡；只吃饺子，不吃三明治。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隔阂非常严重，他们把这种民族身份固有的、概念化的印章印在中国人脸上，这让高炀很困扰，也很不舒服。

　　“所以后来我开始用艺术的方式来对抗他们的这些固有观念，反对他们的概念，用艺术的方式让脸成为解码文化偏见的发言人。”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人头像，“我喜欢表现主义的东西，我以前很在意‘艺术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但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更注重艺术本体语言的探索是反朴归真。”从传统艺术中寻求当下人们的精神写照，高炀的绘画营养来源古典精神的永恒性。

　　其实早在东村的时候，高炀就开始接触材料艺术了，但直到2008年他才开始大面积地转换成现成品综合材料。“主要是回国后发现中国的情况特别复杂，也很混乱，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它，需要一个冷静和调整的阶段，所以画了两年单纯的油画。”

　　后来他发现处在中国这样一个艺术泡沫时期，无论什么样的艺术都没人去认真严谨地对待。他又重新恢复了材料绘画和装置艺术的创作，重新找到了应对中国现实的表达方法。从这之后开始大面积的创作材料作品，在语言上看似是西方贫穷艺术的方式，但对应的却是中国本土性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

　　高炀

　　1965年出生于中国内蒙古，1997年加入意大利国籍，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图文转自/正午文化